辽宁基层破权成功破题
辽宁向基层一线层层放权，大大增强了发展内生动力，其鲜活的经验正在不断更新、繁衍，并持续产生新的发展吸引力。
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，简政放权占有重要位置，成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。在具体简政放权工作过程中，到底应该遵循哪些规律?怎样判断哪些该“放”，哪些不该“放”?怎么在改革中寻求与现行政策的有机结合?如何将放权改革从基层破题并真正形成递进势头?这些都亟待来自基层一线的改革实践予以解答。
就此，日前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在辽宁省调研期间了解到，辽宁省去年以来积极主动简政放权，在全国首创向城区统一下放7类22项市级权限，由于加强顶层设计，分类指导，注重承接，使此次放权做到了彻底、到位、平稳、有序。各市在省级统一放权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大向城区放权的力度，城区办事效率明显提高，发展潜能得到释放，内生动力增强。
首创22项市级大权下放
“项目找上门来，我们却只能告知‘汇报上级部门后再答复’。”曾几何时，类似的抱怨声在辽宁一些城区干部中不绝于耳。辽宁省下辖56个城区、44个县，其中城区数量名列全国第二位，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关键节点。但是辽宁省决策层认为，市与区职责不清、责权脱节，制约了城区经济社会发展。
“辽宁城区发展必须放权，早放早主动，早放早受益。”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在解释放权工作意义时用词迫切而严厉。2013年5月，辽宁省委、省政府出台《关于向城区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意见》，决定除法律明确禁止外，将7类22项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全部下放到城区，实现应放尽放、非禁即放。
其实，放权在辽宁并非头一遭。早在2010年，辽宁就提出“要以放权为核心进一步激活城区经济，使城区有压力、有动力”，并辅以城区扩容、调整区划，释放区域发展空间。区划调整后，城区发展速度果然迅速提升，主要经济指标大幅增长。然而在放权方面，却因为种种因素困扰难以一推到底。
为破解一放就乱、一管就死的难题，辽宁吸收此前放权经验，在新一轮放权伊始就确立了三项大原则：一是依法依规，政策性强、涉及面广，必须依法操作;二是突出重点，涉及经济发展、项目建设权力优先下放;三是既要放权又要让利，在土地、税收上给予各市支持，增强放权动力。
据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副主任王福全向本刊记者介绍，辽宁简政放权的特点是：放权前，注重前期调研，放权要有针对性，让城区解渴。省委、省政府成立了4个调研组，到基层多轮调研问需于区，再到市级和省直部门研究可行性。
背靠背调研后，再由具体操作的省服务业委员会牵头，与各市和省有关部门面对面探讨、过堂，最终形成了项目、规划、土地、环保、建设、城市、土地出让金等7类22项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放权清单。
“放啥权?就是要放基层最需要的。这个过程我们在各部门间反复交涉、碰撞、最终形成思路，一定要突出下放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权力。”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城区经济处处长马宁向本刊记者解释说。
辽宁决策层认为，简政放权是系统工程，如何衔接权力，决定了放权后的实际效果。由此辽宁放权改革中，注重分类指导，不搞一刀切。针对城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、承接能力不同等实际，辽宁成立了放权工作领导小组，对各市情况进行专项研究，分类指导。有的区强化派驻机构，有的采取双重管理，对于集中连片承接能力不足的城区采取前移市级审批终端方式。
同时，注重放管结合，强化监督检查也是辽宁放权的显著特点。在放权过程中，辽宁省委办、政府办、法制办、编制办等省级机关形成多个督察组对放权情况进行多轮督查，确保不产生权力乱用、权力空放等问题。
市级主动进一步放权
然而，“点状”缓慢的放权改革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基层的要求。在省级统一放权的基础上，辽宁又迈出了关键一步，将放权向纵深引入。在放权改革过程中打开了政策窗口，鼓励基层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放权范围。本文来察网
“简政放权，有利于地方发展的管理权彻底下放，为他们提供更广的空间，搭建更大的舞台，提供更宽松的环境，以此提高行政效能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提高城市整体综合竞争力。”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，辽宁省副省长邴志刚对各市承接改革充满期望。
事实证明，各市主动放权的力度比省里文件规定还要彻底、干脆。据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主任韩东太为本刊记者介绍，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全省14个市在省级放权的基础上，均出台了符合当地实际的进一步放权的政策。
鞍山市于2013年9月出台了《向城区和开发区下放市级管理权限的意见》，进一步加大放权力度，不仅向城区，同时也向开发区放权，城区和所有的开发区都拥有与县级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。其中，向城区下放52项权限，向开发区下放54项权限。
和鞍山同期，沈阳市出台了《关于向城区下放经济管理权限的实施意见》，向9个城区和省级以上开发区、高新区下放49项经济管理权限。锦州市另行下放45项权限，下放总权限占全市经济和城市管理审批权限总量的85%。
放权改革的势头像潮水一般不断涌向更深更远处。各市向城区及开发区下放的权限均有所突破。除省文件规定下放的22项权限外，抚顺市额外向沈抚新城、高新区和开发区下放9类26项权限。
一些地方进一步向街道下放权力。2013年底，沈阳市沈北新区出台了《向功能区(街道)下放管理权限的实施意见》，规定向功能区(街道)下放52项管理权限。下放的权限涉及机构岗位及职能管理、人事管理、财政管理、行政执政管理、民政及社会保障等10个方面，极大方便了办事群众。
“放权方便了村里百姓办事，老百姓不再来回跑县里盖章了。同时，改革让政府的服务距离更近，提出、落实政策也有针对性。”辽宁省凤城市机构委员会办公室李景库说。
本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，辽宁主动彻底放权、层层放权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，办事效率、服务效能明显提升。以建设工程项目立项审批阶段为例，放权后，立项、申报、核准、备案等诸多环节在区里即可完成，办结时限从60多个工作日普遍压缩至15个工作日左右。
城区发展压力增大，主动性增强。一些城区和开发区干部说，此次放权含金量高，城区由过去的只能谈项目，变为现在能定项目、落实项目，无须再向上级请示、汇报、审批，像一级完整政府，谈项目更主动积极了。同时，手里的权力大了，压力责任也来了。
全面释放红利成效可期
放权后，城区发展潜力已经开始显现。辽宁省服务业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3年全省城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实现1690亿元，占全省比重为50.6%，增幅达10%，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.8个百分点。
在沈阳市沈北新区，主导手机测试、软件研发的中兴软件园迅速竣工投产、东北亚最大的包装产业基地落户，辉山乳品城、东北第一温泉城、北方迪斯尼开门迎客……放权改革后，企业项目迅速涌入。本文来源：瞭望观察网
“城区底气足了，干部干事也更有动力了。”谈到沈北新区的放权改革，沈北新区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郑海东如是说。沈北新区改革后，将具有专业能力的干部、职工充实到服务园区发展一线;政府决策时最大限度方便企业发展;把最要紧的权力给基层配齐、配全，“放权改革越系统、越深入，成效也就越显著。”
海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范静国也告诉本刊记者，鞍山放权改革较为彻底，城区和开发区渴望的权限基本已经全部下放，现在基层谈项目也底气十足，“原来的镇区体制下，规划、土地管理等审批权限在市里，自己招商时没底，以前谈了一年半的义乌小商品城项目没谈成。权力下放后，责任也跟来了。权限到位后，这个项目几个月就所有手续完备了。”
改革的“公道”在发展，更在人心。辽宁省服务业委在全省14个市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，放权改革后，企业办事人员对项目审批流程设置、审批时限和办理结果的满意率均达到100%，城区工作人员对项目审批流程设置的满意率为97%。
辽宁省服务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为巩固放权成果，辽宁还将建立业务流程整合的长效机制，健全审批终端前移、一个窗口接件、一站式办理和并联审批的管理制度，进一步提高城区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效能。
“普遍拥护、普遍受益、期待更深入、更广泛。”这是本刊记者采访时，众多受访基层干部的殷切期待。
实事求是地说，放权改革涉及面广、影响重大，深入推进仍面临一些困难，比如法律法规障碍，专业人员设备需要时间补充、衔接，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仍存在困难等。
